10月23日晚，第154期博士沙龙在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604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期邀请的嘉宾为山东大学英语专业的王勇教授，王勇教授也是优秀的上外校友，于1986年本科毕业于我校（时为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王勇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现当代小说和西方文学理论，在《当代外国文学》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本期讲座的主题为——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代表人物，知名莎学专家，现任哈佛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高等国学研究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史学泰斗。两位大师同为业界享有极高声望的学者，王勇教授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示与详尽的文本解读，为我们拓展出崭新的视野及思维方式，让在场听众获益良多，体验了一场颇为精彩的讲座。
王勇教授深入剖析了两位大师治学的异同之处，分别从二人的学术成就、学术兴趣、批评风格、批评主题、自由精神、历史观及研究方法着手，为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王勇教授认为，格林布拉特与陈寅恪在文史互文上的见解异曲同工，二人对自由精神的孜孜追求也颇为相似，同时，他们都对几近湮没于历史的诗人倾注了相当的关注，在他们的批评论著中深入挖掘、详尽分析，为重新评估这些诗人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大有“改一时之风气”的功效。然而，由于对历史的界定及认识各异，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是不尽相同的。
格林布拉特与陈寅恪的文史互文理念
王勇教授首先解构了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创建者格林布拉特将其界定为一种实践，而非理论。他将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的历史文本研究并置，提出“文化诗学”，推崇“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指出历史并不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现在的叙述与解读中。新历史主义者对单一的文化描写或历史阶段描写持怀疑态度，强调各种历史文本与文学的互文关系，寻求“the touch of the real”，认为文学学生不能把历史视为独立于文学的一种背景，因为历史并不是一种第二性材料，历史与文本实为相互交织、互为指证的存在。新历史主义强调跨学科研究以达到接近原历史的目的，这种文史交融的观点正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不谋而合。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便是运用文学作品来证史说史，将分散的诗连贯起来看待，并与史料并置研究，或可对历史的缺漏及错误进行补充和更改。
对自由精神的共同追求
同时，王勇教授强调了二人在研究中对自由精神的崇尚。陈寅恪称“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在写给王国维的碑文中亦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评价知识女性时，他最为欣赏的也是拥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女性。而格林布拉特所著的Shakespeare’s Freedom则是他推崇自由最好的佐证。在莎士比亚所处的君主制时代，对个人的限制十分严格，宗教对自由的禁锢也相当严苛，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写作的自由来自于他文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a free soul）。在其作品中，莎翁多次运用自由一词及其变体，成为自由的象征，而格林布拉特认为许多优秀品质也皆由自由衍生而出。在对莎士比亚进行剖析的同时，格林布拉特其实也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崇尚，这点与陈寅恪也隔空相和。
对被遗忘诗人的关注
另外，二人皆对被遗忘的诗人投以了相当关注。陈寅恪研究元白等大家的同时，亦著有《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并由此对中国弹词小说及明清历史及文化进行了多年研究。陈寅恪将弹词小说称为中国之史诗，推翻了过去所认为的中国没有史诗的观点，可说弥补了文学研究一大缺憾。而格林布拉特也在莎士比亚之外着眼于卢克莱修这位处于被遗忘边缘的诗人和哲学家。更为有趣的是，王勇教授认为两位大师的文风似乎也有相通之处。陈寅恪将《论再生缘》称为“聊作无益之事”，而格林布拉特亦称“nothing particular in mind”，而其二人又皆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自己的观点，这种相似或可为两位大师思想共鸣的写照。
最后的自由问答环节中，王勇教授针对在场听众的疑问给出了解答，再次强调格林布拉特称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非理论，因而将其应用于文学评论是可行但非常困难的，并指出文学的历史化由于角度的不同，是永远无法接近objective truth的，在立足于“the touch of the real”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合理的想象，寻找相对语境下的真实。
由于时间的限制，王勇老师的讲座不得不告一段落，在本期讲座中，王勇老师用其渊博的专业学识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征服了在场的听众，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着实使人受益匪浅，许多人在讲座结束后依然意犹未尽，纷纷留下与王勇老师探讨、合影。（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