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慈善伦理研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社会生活拷问慈善伦理：面对地震、洪水等严重自然灾害时，如何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增强社会责任感，筑起抗震救灾的“钢铁长城”？在社会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慈善关心困难群体的作用？近些年来，一系列以慈善为中心内容的重大热点事件，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肯定慈善事业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时，迫切需要解决如何让伦理之光照耀慈善发展道路问题。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当代中国的慈善伦理，首先必须追根溯源，揭示慈善伦理背后的文化血脉。
一
慈善是人类良知的重要体现方式，指对人关怀且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尽管王朝更替，但济贫赈灾、医疗救助、养老扶幼等慈善行为并无中断。
慈善伦理是在一定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淀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说”和“性善论”是儒家慈善伦理的两大理论基础，对中国慈善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主张“仁者爱人”。但他的仁爱，首先是“爱亲”，即把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置于仁爱的首位，然后才是“泛爱众”。孟子继承和丰富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将推己及人的实践途径具体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在人际关系上倡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道德风尚。他认为“仁爱”源于人性中的“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正是在其驱动下，人们将慈善诉诸行动。儒家的“仁爱说”和“性善论”无疑成为儒家慈善伦理的理论基础和应有之义。
除了儒家的慈善伦理思想外，中国古代道家和佛家的慈善伦理思想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也有广泛影响。道家的“积功累德、慈心于物”是其慈善伦理思想的精练表达。道家认为“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道，信徒应施舍多余财物以济贫扶困。道家主张每个人都要有“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应遵守社会的公共准则，友善地对待他人，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提倡“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有财物的人应当“周穷救急”、“有财相通”。而佛家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为理论基础，主张悲悯众生、提倡布恩施惠。
中国慈善伦理思想有着深远的文化血脉，内容是丰富的，既有以仁义为基础的儒家慈善伦理思想，又有以慈善积德为核心的道家慈善伦理和以慈悲为善为宗旨的佛家伦理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代以后，儒、道、佛通过调和、会通、融合、吸收等办法，相互认同，合流已是主要倾向，三家的慈善伦理思想形成了更多的共识。
二
慈善伦理的状况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凸显的是社会成员在财富观和人生观上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道德风尚。
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分化，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不尽相同，价值取向的多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慈善伦理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建立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才能为社会成员所认同、接受和践行。同时也应当看到，传统文化中的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的慈善伦理观念有着不少差别，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慈善伦理规范体系中注入法治的理念、平等的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灵魂。在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中，必须包括自愿奉献原则、平等互尊原则、诚实守信原则。这三大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其中文明、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直接体现。自愿奉献原则体现了慈善的伦理本质，是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首要原则。人是自由和自主的，慈善捐赠、捐助是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的结果，是自愿的而非外在强制的。当代慈善伦理倡导奉献精神，但坚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包容慈善动机的多元。在施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应该倡导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特别是施助者作为强势的一方，更要尊重弱势的受助者。中国慈善事业要大发展，培育大量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慈善组织是关键，要努力提高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改善慈善组织的道德形象。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迫切需要制度的安排、法律的支持。由于中国现代慈善伦理的理念和运作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特别是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建设比较薄弱，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和完善慈善的法律建设。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当今世界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应通过信息技术，使慈善事业的运作透明化，从而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法治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也需要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作支撑。总之，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与法治建设、信息技术建设是合为一体的。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与价值导向研究”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