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创新意识、问题选择、方法论自觉以及经验研究深入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当前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初始期对于西方理论的炙热追求，进入一种学科相对较为成熟的平静研究阶段。虽然波澜不惊，似乎没有大的理论创新和新颖议题出现，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和质量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此，我们选择性综述2014年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以求剖析理论研究和经验深化方面的成就、特点。
理论创新呈现不同维度
建立中国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若干代中国学人的夙愿。虽然多年来，关于一些本体性的论题，诸如是否需要特色、是否中国学派或理论路径是否独特等，存在较多的争议，但对于中国自身理论创见的追求仍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过程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秦亚青在《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中，提出中国经验所具有的知识生产作用：冲击了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质疑了一元国际社会的神话；冲击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经验的关怀，提出了一个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谱系，强调道义对于崛起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本体作用，中国应坚持“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来建立国际新秩序。
唐世平将视野放得更宽，着眼于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基本要素讨论。比如，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中讨论了时间因素，对于理解社会事物发展和后果解释的重要性。定量方法的兴起，使得时间因素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由于时间维度的缺失，造成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抽象的结构理论，而不是动态变迁理论。同时，他在《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中批判性重塑了一个国际关系的归因理论，提出四个内部维度（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和一个外部维度（外部环境）对于理解他人行为的必要性。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推出了专题“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从中西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如何构造中国理论的核心概念基础。
战略研究拓展新议题
战略研究是传统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一个经典领域，呈现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特点。西方传统研究中，战略与心理学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比如关于威慑、承诺、声誉等问题的研究，而中国学者的战略研究一直停留于大战略层面。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第9期组织的“战略与心理学”专题，针对性推出了一些前沿研究。尹继武的《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在传统的战略思维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单边默契的战略思维理论；蒲晓宇在《霸权的印象管理》中，结合杰维斯的印象管理理论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信号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印象管理大战略的内在问题。郝拓徳和庄嘉颖在《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中以东亚安全中的四对双边危机为案例，讨论它们对于双边及东亚安全局势的战略性后果。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尤为兴盛，但当今的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环境与冷战期间已大大不同，因此很有必要讨论新环境中传统的战略命题的变化问题。任琳在《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中讨论了在新时期的网络空间中，传统的战略互动，比如威慑、承诺等受到的影响，进而剖析这些影响的基本过程、机理和后果。
战略研究中的战略动员和战略手段及文化进化也是重要研究议题。左希迎的《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以钓鱼岛争端和危机为案例，剖析了中国的战略动员机制，战略动员的三个动力因素以及三种战略动员手段。受此启发，吴怀中的《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详细梳理了日本进行战略动员的基本机制、对策转换以及策略，进而剖析日本战略舆论动员的途径、方法和效果。
而基于春秋战国体系和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比较，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认为之所以后者出现了利他的进化文化，是因为如果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国际规范，利他行为就可以延续下来。但这种延续也容易不稳定，如果武力胁迫成本越低，那么就越容易导致以武力替代利益交换战略。
战略研究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理论性命题导向，或者在经典的战略研究命题上运用新的案例，或者是结合新的议题或经验；二是纯粹的国家或区域的战略互动分析，比如美国大战略、东亚安全等议题。
外交研究引入更多微观视角
受限于研究命题的宏大，以及材料和政治敏感等，中国外交研究的宏观视角较多，而微观议题、决策研究不是很成熟。传统上，中国外交研究更多是基于国际结构的变化、力量对比等体系理论宏大视角，讨论中国外交的转型与进步的动力及其进程。李巍等人的《理解中国经济外交》遵此路径，讨论中国实施经济外交的国内制度结构及其最新的演进，分析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四个发展阶段。王存刚在《论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中也是基于力量、机制和观念系统梳理了中国全球战略环境特点。
两个特性值得注意。一、更多微观视角的引入。张清敏的《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引入了政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比较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不同的领导风格、人格特征及其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影响。王宏禹等人的《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即国家营销理论，提出中国外交战略分析框架的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和外交战略实施。二、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牛军的《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分析了中国两次外部战争决策，即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认为中国战略决策的动机包括安全威胁和保持地区均势，并讨论了“联盟”与局部战争的关联。这开创了中国外部战争决策研究的这块领地。而陈拯等人对古代中国外交思想也有不少系统梳理。吴文成等人的《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质疑了中美建交过程的利益解释，认为长达10年的建交历程，不断战略试探，明晰意图，传递承诺，建立信任，潜在的战略利益才得以一致。
综合来看，中国外交研究还是以中国的双边和周边外交较大议题为主导，一方面讨论一些结构性、地缘政治及其他因素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同时也有相关具体区域领域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海洋争端、区域合作等。中国外交研究议题的两个趋势较为明显。
第一，议题领域的深化。比如，关于主权争端、核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中国周边区域合作等议题，均有更多的微观案例研究。
第二，紧跟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及其变化的政策研究。一方面，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从国家层面为中国外交转型及其理念的革新定了调子，其次，中国外交实践在近些年得到很多调整。
徐进等人在《反思中国外交研究中的思维定势》中总结了多种中国外交研究思维定势，比如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和外交为经济服务论等。陈琪等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重点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调整表现，如周边外交地位上升，由“互利”理念升级为“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稳定到建设“命运共同体”，总体上更加突出奋发有为。
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政府提出的新理念和政策。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新外交理念，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西进”等战略理念，成为诸多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对象。研究问题集中于这些新理念的重要性和价值，鲜见有分析将问题转化为国际关系研究议题并进行效果评估。
跨学科研究成新热点
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国家间关系发展迅速，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对新事实做出及时的理论解释，也需要不断引入跨学科的知识，解决研究中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增强事实了解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从新事实来说，比如网络空间成为一个新背景，传统的大国关系和战略互动都受此影响。檀有志在《跨越“修昔底徳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中，讨论了中美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如何克服意图的不确定性，化解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金砖国家成为新近国际社会中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因此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制度化建设、扩容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中国学术界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从新理论和知识视角来看，国际法、经济学等受到重视。随着中国陆地领土争端的日趋解决，未来中国的海洋主权争端是重点。而海洋国际争端的研究，需要引入国际法、能源和渔业等相关的专业知识，为国际战略博弈提供更为详细的专业知识支持。全球金融风暴、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等，也迫使国际关系研究吸收更多的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
总体而言，上一年度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研究上，不仅大理论创新有不少新亮点，当然分歧也依旧，在中层理论和命题上的推进也更为精细。中国外交研究中传统的宏观分析以及新近的微观案例得到同样的重视，相关专题研究也得到细致的推进，但大部分研究精力还是集中于政策热点的追踪。从研究方法来看，除了少数反思并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的优秀之作外，定性方法还是主流，整体而言科学实证方法的意识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未来研究的进步需要紧密结合新的经验、理论，但细致和长期的微观专题研究是一种必需。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